闯入阿里和聪明人共事 绝不去创业的高晓松食言了

  • 2018-10-04 11:03
  • 青年创业网
绝不去创业?高晓松食言了,没能逃开经商这件事!

  一个民族的进步

  宁可不出苏东坡

  瑞士就没出过苏东坡

  但它是不是个伟大的国家?

  希望比自由更贵

  从上海飞回北京的航班起落没太大偏差,但高晓松到达通惠河边阿里音乐总部的时间,比预计中还是晚了一个小时,错过了饭点。

  接待完第一拨媒体后,他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腾出来,跟前的会议桌上,剩了多半盒饺子,已经坨了。以至于接受博望志采访时,他得空往嘴里塞了几把薯片,将指尖沾的作料末舔干净,冒了两根烟,才算稳住。

  时间点是5月上旬,距「阿里星球」发布会召开时间已不足一周。高晓松的嘴搭配上阿里公关天团,在这个漫长的宣传周期内,为阿里音乐释放出巨大的品牌声量。

  尚未开口,坐在记者眼前的董事长表情与随他奔波的休闲皮鞋一样,蒙了一层灰,刚下午四点钟,神情却有点恍惚。

  「累吗?」

  「特别累,累死了。」

  但有两件事,能给还没褪下「脱口秀超级IP」光环的大明星些许宽慰。其实,公司里里外外看,找不着几个真比他工作量小多少的,为发布会冲刺,技术跟运营团队部分员工半个月没怎么着家。

  更重要的是,他此前抛出「职业生涯最后一站」这句话,已然将宋柯连同自己囫囵个扔进这单大买卖里了。

  很难说,高拿俩人的职业为新东家背书的行为,是孤注一掷还是一时口快,不过,显然他后来盘算过,「有人跟我说,(阿里音乐)上市就可以不干了。可我看这帮人还是整天…老马现在比我还忙呢,没个头儿。」

  按此逻辑,高的「门客」生涯即将或已告终结,与数年来游弋于几家科技巨头时的随性不同,他与阿里的关系愈发紧密,无法割裂。

  大戏刚开锣,高只给自己喇下一个小口子,希望几年后阿里音乐平台成型,没有他和宋柯也能玩得转。

  生于1969年的高晓松今年47岁,这前半辈子,常常活在自己的设想之外。

  早两年在脱口秀节目中,他说从小到大,自以为会过一种清贫且愤怒的小知识分子生活,满腔不忿,怀才不遇,可现实却砸下一张又一张「馅饼」,让他慨叹所得已超福报。

  两年前的那期节目,对他是一场告别的聚会,高晓松当时坚定地相信,自我定位是一个读书人或知识份子,一辈子陪大家读书、写作、拍电影、做音乐、聊天,即便无法做到魏晋狂生或渔樵耕读,但至少会坚持一个「卖艺」的身份,「绝不去做创业啊…什么那些事情。」

  他开创性地以《晓说》打开了网络优质自制内容市场,并将事业再次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,但海量信息输出带来了副作用,他食言了——终于没能逃开经商这件事。

  高晓松在采访里用娴熟、幽默的话题技巧避开了正面回应,往名片上印「董事长」是人生第一次,但他并不承认这一Title的指向是企业家,坚称自己只是一个「wannabe企业家」。

  「‘wannabe企业家’是一个名词,不是说wannabe动词,企业家可不是你想当就能当的,不是你坐那说,(啪,拍桌子)哥们儿今天就是企业家了!」

  在电影学院学导演期间,戴锦华教授在一堂课上讲到上世纪80年代的电影,谈及大师最后的年代一去不返时,那位女教授在台上失声痛哭,令高晓松印象极深。

  高的青春期正是成长于这个被称为迄今最后一个「被大师照亮的时代」,以知识份子的眼光审视当下,他感叹那批大师为世界重新塑造的理想与信仰,在短短三十年过去后,已在各国沦丧得一塌糊涂。

  可深度浸淫互联网数年后,那份反思正在慷概地被现实的商业选择化解掉。高晓松一度发现,身边朋友几乎全被创业打了鸡血,置身其中的最大感受是,这些人一见面便会不管不顾地上上下下打量你,看看能用上你什么地儿。

  「大家都拼了,马东那儿,我的天,整个疯了,郑钧那么懒的人,现在也拼啦!动画片、合音量,还跑到百度当首席构架师,也带着一大堆工程师那吭哧吭哧…」

  高也并不意外地偏离了预设中「读博」的人生规划,被裹挟走,尤其是考虑到,他接到的橄榄枝,来自马云。

  好奇心背后的驱动力显然远大于求学,他对潮流全无抗拒,反而觉得「好有趣」,甚至对马老师交托出来,依托着海量资源的阿里音乐感到无比兴奋,「任何一个人,交给你个大杀器,你都想比划一阵过过瘾,手里拿一大杀器,你说我先睡会儿去?那还能睡觉嘛!?」

  为了尽量将「经商」这一概念剥离开,高晓松抗拒阅读企业管理类书籍,「宋柯去读就够了」。他主观地将互联网定义在传统商业范畴之外,在其眼中,它更像是一场社会革命的主题,自下而上、潜移默化地打破藩篱无数。

  进步青年们从1919年开始呼唤「德先生」、「赛先生」至今已近一个世纪,鲜有收获,而科学、民主以及自由的精神最终在互联网的普及下,短短十几年的时间便已经深入人心,这一切,从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,高晓松必然也必须地选择支持。

  所有的社会进步都是以削减精英、平民化为代价,其首要标志就是打破阶级分化,他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,认为真正的精英就应该欢迎社会消灭精英,「过去2%的人识字考科举,精英管理整个(国家)的时代,你说那时代好么?」

  高晓松观察到的一个细节是,早年身边的朋友中,人手一部价格昂贵Vertu是标签般的信仰,但如今聚会,无人能再摆脱平民化的苹果手机。

  他更进一步,籍此修正对时代的认识,精英群体都已被大幅减削,遑论大师?「一个民族进步(的代价),宁可不出苏东坡,瑞士就没出过‘苏东坡’,但它是不是个伟大的国家?」

  互联网带来的变革中,最能触达人心的,其实仍然是财富分配作用,暴富和成功学在信息传播发酵下,无疑催化出了更加昂扬向上的社会氛围,曾有不止一位美国朋友向高晓松表达过一个令人咋舌的观点——羡慕你们中国人,因为「希望」比「自由」更珍贵。

绝不去创业?高晓松食言了,没能逃开经商这件事!

  *高宋何办公室门上张贴着以三人形象设计的年画,屋内陈设简单,甚至没有一张正式的办公桌

  回不去了

  2015年夏天,国家版权局出台了一纸国内音乐史上的最严版权令,随后11月份,所有互联网平台上的未授权歌曲被统一拿下。

  政策对内容版权保护的倾斜几年前便已转化为社会生产力,以视频行业为例,在完成正版化洗牌后,影视行业随即井喷。高晓松记得,搜狐董事局主席张朝阳曾开玩笑似的说,

  如今女明星都不嫁豪门,改嫁男明星了。因为(视频正版化以后)明星都有钱啦,咱俩一块儿不是挺好的么?你也挣两亿,我也挣两亿。

  这一切似乎预示着,国内流行音乐人们经过20多年游走于法规庇护之外的等待后,也终将迎来自己的时代。

  可对年近知天命的高晓松与宋柯来说,这一天晚了点。写出好歌、做出年度专辑这些内容层的满足感,已很难触及两位中年音乐人兴奋阈值下限,当创作者被许以更高的商业回报时,高才发现,他坐在阿里音乐办公室里,成为了付钱的那一位,反而可能为水涨船高的版权价格发愁。

  这个场景令人无奈,整整一代音乐人对版权保护的求索,在放弃并转身后,才终于实现。

  上世纪90年代,高晓松在最旺盛的创作阶段,一头撞上了盗版的南墙。当时他为刘欢写下一首名为《好风长吟》的歌,刚刚发行后就迅速被盗版商盯上,令二人十分恼火,可在准备追责时,却发现申诉无门。

  「电影有国家电影局,上边一个广播电影电视总局,可怎么就没有音乐呢?我们到文化部,没人管这事儿啊,人家都是局,我们音乐连处、科、股都没有啊!」

  文化口的申诉行不通,高与刘又惦记上了新闻出版总署,并且提前为对方找了一个解释得通的理由——唱片是出版物嘛!

  一位作为创作人颇有名气,一位贵为内地歌坛一哥,两个被高晓松自己形容为「俩脸加一块一平米那么大」的大腕混进出版总署院里后,发现居然连个乐意接待的人都摸不着,没有任何一个办公室愿意站出来,说这事儿应该归他们管。

  最终一位工作人员给了个台阶,让把东西留下,称会「研究一下」。送二人出门时,又好心递了一句实在话过来,「其实你们知道,研究也没用,我们没法罚人家款,没发票,执法队都没有。」

  关于生计的问题,解决方式十分简单,主管部门在行政层面没有预设多余的触角,爱莫能助,吃流行音乐这口饭的创作者们就只能自己出面。高晓松跑去杭州,约国内数得着的几家盗版商开会。「我们说大哥们,让我们先卖10天,咱盗版再上,行么?人说,不行,就给5天!人家比我们还理直气壮呢,你说这什么事儿!」

  他跟人解释,音乐人花那么多钱做一张唱片,5天宣传根本不够回本,如果创作者「死了」,你们盗谁去?「盗版商一想说,嗯?有道理啊,说,那一礼拜!你们正版卖一礼拜,我们上。」

  关于博弈盗版商的过程,高晓松此前曾在不同场合数次以谐谑的口吻回忆过,这场原本残酷又讽刺的商业谈判结果,嵌入大的故事框架下回顾时,更显得荒诞不经。

  王朔早年在小说里,曾通过一位资深顽主角色,表达过一个普世的茬架经验——多有名,传得越厉害的人我都不憷,再猖我也敢「铲」他,可就怕那十六、七的生瓜蛋子!

  在高晓松的经验里,2000年后崛起的那一拨互联网新生力量里,就充斥着这种狠角色。「跟盗版商还能谈谈,他们也是江湖人,大家也懂事,IT这帮生瓜蛋子一上来,盗版正版一块儿打,最后大家都躺那儿,一起死了。」

  (原标题:闯入阿里和聪明人共事 绝不去创业的高晓松食言了|阿里|聪明人|共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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